1月5日，西昌市樟木乡大麻柳村一间小房子里，十几个人坐在里面刮韭黄外叶，周围是堆积如山的韭黄。“今天估计有四百来斤。”韭黄的主人晏小萍说，明天一早运往成都，“自从有了合作社，我再没为韭黄销售犯过愁。”

　　晏小萍是最早种植韭黄的一批农户，早在上世纪80年代，她就种有四五亩韭黄，后来种植面积扩大到七八亩，周边农民也跟着种起来。2007年，韭黄销售市场疲软，种植户陷入困境。当年8月一天，晏小萍拉了一千斤韭黄到菜市场，贩子却不收，当时正逢雨季，三天韭黄就烂掉了，只能全部倒掉。

　　2008年，高草乡高草村村民杨发勇找到晏小萍，鼓励她扩大韭黄面积，她不乐意：“种这么一点都消化不了，再种卖给谁？”

　　杨发勇鼓励晏小萍扩大韭黄种植面积的底气来自于他对成都韭黄市场的调查。“韭黄倒掉的原因是大家在西昌市集中上市，供大于求，而外运量却不够。”杨发勇告诉记者，2008年，他花几个月时间调查了成都的韭黄市场，发现韭黄在成都供不应求，一斤可以卖到五六元，“如果按计划采摘实现外运，卖难问题应该迎刃而解。”

　　见晏小萍不愿意扩种韭黄，杨发勇拿出调查成果，并向晏小萍保证一定全部帮她卖完种植的韭黄。最终，晏小萍和另外两名村民联合承包了40亩土地种植韭黄。当年9月，40亩韭黄陆续上市，杨发勇以每斤2.2元、2.3元的价格全部卖到了成都。

　　2009年4月，由杨发勇发起的安宁韭黄产销合作社正式成立，晏小萍和合作社签订协议，韭黄统一卖给合作社，合作社根据市场价格保利收购。

　　按照合作社统一的安排，晏小萍每年有四个月的采摘期，根据韭黄质量，合作社按每斤2元至3.5元的价格收购，一年下来，她家每亩韭黄纯收入5000元上下。除此之外，在一季度一结算后，合作社还会返利一部分，去年晏小萍拿到了2000多元的返利。

　　不把风险转嫁给社员

　　虽然现在韭黄销售顺畅，但起初杨发勇还是遇到了不少麻烦。“西昌韭黄质量好，但拉到成都龙泉蔬菜批发市场，劣势显现出来。”杨发勇说，包装不够好，清洗不够，卖不上价。为此，杨发勇前往云南等地考察，结果发现品牌韭黄都统一了包装。

　　思路清晰了，甩开膀子来干。2009年4月，杨发勇发起的安宁韭黄产销合作社成立，他担任副理事长，所有入社的社员种植的韭黄，由合作社保利收购和销售，韭黄进入合作社统一清洗、晾干、冷冻，再发往成都等地。

　　“现在卖韭黄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抢着要。”杨发勇说，2011年，一个代理商以5万元买下成都代理权。目前，西昌韭黄已销往成都、内江、米易、攀枝花、康定等地。

　　合作社成立后，西昌市韭黄的种植面积以每年两三百亩的速度增加，到去年已经达到138户1280亩。每个月的4日，所有的菜农均将下个月产量计划报给合作社，合作社按照市场需求量安排每家采摘量，有计划地组织韭黄上市，每天上市量在5000斤左右，春节等节假日则可达5吨。

　　合作社的销售也不是一帆风顺。去年6月的一个礼拜，西昌到成都所有火车停运，合作社收购的韭黄无法外运，几千斤韭黄全部倒掉；八九十月连续三个月又因为雨水过多韭黄质量不行，价格下跌，合作社亏了两三万元。可是，合作社支付给社员的钱一分不少。“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不能把风险转嫁给社员，他们才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走。”杨发勇这样操作的结果是，不管西昌韭黄价格再高，社员都不会私自拿到市场去卖，保证了货源。

　　韭黄合作社提供了样本

　　韭黄的发展模式能否被复制？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不停地和杨发勇探讨这一点。杨发勇认为，韭黄上市量可控，有其特殊性，但合作社的管理模式是可以复制的。

　　回望销售难的农产品，大多不是真正的供大于求，而是结构性销售难，“就像曾经的韭黄一样，要么集中上市，要么一点都没有。”

　　韭黄合作社的成功运行，无疑为解决这个矛盾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样本。而合作社发展的关键，是“不能把市场风险转嫁给社员”，杨发勇一直在强调这一点，韭黄合作社也从制度上设立风险金，在销售上不失信于民。

　　2007年，西昌市韭黄的种植面积只有100多亩，到2012年，已经达到1280亩。安宁韭黄产销合作社每天采摘量为5000斤，去年收购韭黄支付给种植户的金额为218万元，除掉合作社正常开支外，有22.5万元用于社员分红和二次返利。